在应对危机中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习近平总书记5月22日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研究谋划中长期战略任务和战略布局，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在应对危机中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

新冠肺炎疫情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都是一场重大危机。此次疫情危机叠加金融动荡、经济暂停，考验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探索中交出了一份合格的“中国答卷”，由“中国之治”进一步引发国际上对“中国之制”的高度关注与讨论。

战略机遇期

对于大国是一个内生变量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为21世纪全球第一个20年的发展开出了一张考卷，得分如何，将直接决定着今后经济全球化的走向，决定着世界政治版图、经济版图的重构路径。对于中国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这场疫情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我国安全和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科学研判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重大判断，凸显中国共产党人在面临新的重大机遇期变迁关头的清醒认知，清晰地刻画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节点的时代特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新的征程指明了前行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确实牢牢抓住了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而且是大有作为。以经济实力、科技发展等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初步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更加光明的前景。

尽管如此，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现状及未来的判断仍莫衷一是，甚至观点对立。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共生并行，伴随改革开放至今。这恰恰说明，中国40余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西方既有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理论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引发了另一种“本领恐慌”。中国的发展成就没有对西方既有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提出什么“挑战”，相反，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汲取了很多的营养成分，海纳百川、文明互鉴，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立场和观点;我们秉持“美美与共”，没有去刻意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模式”，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而已。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文明，自有其生存成长发展之基因，无论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我们所做的，仅仅是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以贯之地实施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已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之中。如果一定要从中国的发展归纳出一种“模式”或理念来遵循，无他，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以及两会期间再三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即是。

由此，我们的判断是，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内生变量，而非外生变量。试想，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何来40余年的伟大历史成就;若无当年党中央高屋建瓴当机立断加入WTO，又怎会有近20年的高速发展，等等。所以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形成，既有外部因素的助力，更有内部诱因的抉择。因此，对当下一些大国因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实施“舆论围剿”，甚至中美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脱钩论”，颇让人生出我们是否还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这类困惑，大可不必闻之悚然。甚至恰恰相反，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打压”“封锁”，已成为倒逼我们改革开放全面提速的动力源，愈“打压”愈改革，愈“封锁”愈开放。

做好应对“事”“时”“势”变化的

思想准备

最近有学者明确提出了前新冠肺炎疫情世界(B.C.)和后新冠肺炎疫情世界(A.C.)，认为前后两个世界将有极大的分歧，其中就有我们所考虑的发展路径依赖问题。改革开放40余年来所形成的格局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但当前舆论中汹涌而至的“中美脱钩论”乃至“中国孤岛论”，不得不让我们深思既往发展路径未来可能面临的巨大不确定性，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再次强调底线思维之重大意义所在。

所谓底线思维，就是在“事”“时”“势”出现或发生重大变化时，要做最坏的打算。“事”，是指突发事件。比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等。“时”，是指处于转折点的时代。比如1979年中美建交后的中国政治上之深度融入世界，进而世界政治格局进入一个新时代;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之经济全面融入世界，进而世界经济格局进入一个新阶段;2012年以党的十八大的召开为标志，我国进入新时代之全方位高层次改革开放对世界政经版图之重塑，等等。“势”，是指权势和趋势。如果“势”发生变化，意味着以某一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所标志的时代转折对固有大国之间博弈资源的重新分配，随之引发世界地缘政治的历史性变化。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会否由疫“事”引发“时”“势”之重大变化，目前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疫“源”追溯结果如何，疫情最终如何结束，我们都将面临一个与21世纪头20年很大不同的国际环境。地缘政治方面，因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所激发的国内收入差距进一步凸显，致使某些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抬头，个别政客不惜以族群撕裂捞取政治资本，甚至大打“中国牌”以谋取政治私利。经济方面，尽管疫情会对全球产业链调整带来一定的刺激，但短期内总体分工格局不会发生质的变化，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会逐渐熨平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波动。值得高度警觉的是，此次产业链变化极有可能被某些西方国家利用，成为有意打压中国的手段，甚至通过科技的封锁，实现其将我国产业链牢牢锁定于中低端水平之目的。

上述两个方面的演进，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在思想上要做好足够的准备，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换句话说，无论此次疫情是否暴发，上述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产业链所发生的变化已经将中国置于某种偏见的放大镜之下。毕竟，中国作为一个近代以来一直被边缘化的国家，突然之间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既无对外殖民亦无内部“革命”)崛起，对某些西方发达国家构成了其自认为的制度、信仰、文化等多维度全方位的挑战，围攻打压的理由仅此已足矣。

立足自我做好打持久战的

工作准备

在做好思想准备的同时，还要从实际工作方面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应对危机中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当前，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当务之急亦是今后较长时期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打破某些国家试图将我国经济长期锚定于产业链中低端的图谋。比如，5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中国多年来窃取产业机密”为由发布行政命令，从6月1日开始，美国将暂停和限制任何曾经受到中国“军民融合战略”实体资助、雇佣或参与其项目研究或实施的中国公民，持F或J签证前来美国进行研究生以上的学习和研究。

我们相信，这种所谓限制，只能更加激发中国人民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我们认为，需紧紧围绕两个方面实施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一方面，我们要始终高举对外开放的大旗，为打破经济全球化困局作出最大的努力和贡献。持续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大幅减少外资准入限制，加大知识产权保护，与世界共享中国改革开放成果。

另一方面，也是最紧要之处。要发挥我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和作用，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原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改革开放之初即已提出，40余年过去了，并未有效实现。没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无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里原因有多种，最直接的原因是技术不足背后的人才匮乏，最根本的原因是产出人才(无论是外部延聘还是内部产生)的激励机制不足。

实施国家创新战略也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好，人才短缺、人力资本存量不足质量不高是最大的短板。人力资本对一国经济之极端重要性当是不言而喻。有学者采用横跨1270年—2010年的英国经济数据，对英国经济率先突破马尔萨斯式增长陷阱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成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教育是推动英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首要因素。过去740年英国的年人均GDP增长率是0.5%，教育贡献了其中的59%。作者认为，即使是制度因素也可能是通过影响教育或创新，进而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累积是推动人类社会跨越经济增长各历史阶段的关键因素，可以说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许多领域我国科技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能够拉动经济上水平的关键技术人家不给了，这就使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随着要素质量不断提高，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联系近期一些西方人士威胁对中国高科技行业实施“断供”的言论，个别国家处心积虑的种种不齿操作，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更是发人深省、振聋发聩。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强化人力资本建设，加大教育医疗投入，既是短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急就章，亦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之重要从容抓手之一。全面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激发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和活力，让每一个体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烛照前行之路，敢于思想、勇于创造，发挥出最大的光和热。请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宽广舞台上，14亿中国人民聚合起来的磅礴之力，即是吾国吾民应对各种危机挑战之最大底气。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副社长